原标题：通海古代史的“上限”——名城古史漫谈之一

初春时节，通海古城正式跻身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列。喜讯传出一周后，仍有媒体在追问，这座古城有何魅力？名城之“名”何在？地方的文史专家从政治、经济、地理、历史、文化、交通等多个角度都有阐释。这里主要谈谈历史。

一个县的古代史显然不能等同于一个县的建城史，但前者的研究往往能为后者提供丰富的材料、佐证，在认识上打开全新的视角。从近期各类媒体的报道来看，对通海古城的认识往往受限于通海地方古代史的研究。

《论语》八佾篇中，孔子说过一段话：“夏礼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征也；殷礼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征也。文献不足故也，足则吾能征之矣。”“文献不足”的困惑，当代史志工作者同样会遇到。这种时候，如果只是一声叹息，显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。

孔子式的困惑还在困扰着玉溪、通海的地方学者，在这场关于古城史、地方史的讲述中，开始出现了“上溯”的困难。一些媒体在讲述通海时出现了遗漏谬误、力不从心、无法还原历史的细节和原貌等问题。

比如有地方学者说，明代以前，“通海无县城”“无城也无城门”；谈论元代历史时，便只剩下记载在《元史》上的都元帅、宣慰司、南路总管府之类的条目，找不到一些鲜活的细节。上溯到唐宋时，说通海都督是南诏在国内设置的“两个都督”之一。这是只读《新唐书》的结果，却不知，据唐代樊绰所著的《蛮书》记载，南诏政权一共设置过四个都督，除了通海、会川两个都督外，还有两个：柳追和都督、摩零都督。唐宋再往上走，地方的文史专家仿佛就失去了发言权，媒体也就失声了，不知如何讲述了。

通海的古代史到了唐宋，是否真就“文献不足”了，显然不是。

记得多年前，通海有一位热衷于地方史研究的老人给省内权威的史地专家、大学教授写过一封信，诚恳地请教了一个学术上的问题：“明清两代的地方志都说汉代的田勾町县在通海，为何你们编的书都说田勾町县在广南、广西。”这位专家给老人回了一封信，简略说了几条理由，然后指出，地方志荒谬不可信。这位老人可能已经作古，猜不出他收到信时做何感想。

与老人写信求教几乎在同一时期，新的《通海县志》出版，在“大事记”的条目下，我们只能读到一句话：“西汉元封二年……通海、河西属益州郡之胜休县。”从这个时候起，“田勾町”在玉溪各种志书中就很少被人提及。有人说在西汉云南的郡县中，胜休属益州郡，田勾町属牂牁郡，不论专家认定通海在西汉属于哪个县，终究还是能在历史上找到一个支点。这个观点显然不足取，了解云南古代史的人都知道，田勾町国是与古滇国同时期存在的古国，田勾町侯曾因帮助西汉王朝平叛而获封王。田勾町县之名一直保留到魏晋时期，爨氏崛起之前。这对通海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。胜休又怎能与田勾町相提并论呢？

再来看看明清的地方志是如何记录田勾町的。

《正德云南志》：“临安府，古田勾町国，汉置田勾町县，属牂牁郡。”

《雍正临安府志》：“通海县，汉属牂牁郡田勾町县地。”

《康熙通海县志》：“元鼎元年，改田勾町为县，徙治通海。”

明清两代，通海县属临安府管辖，当时的学者认为，古田勾町国就位于临安府辖区内，相当于今天的红河州和玉溪的华宁、通海、峨山全境及新平的一部分，而汉代设置的田勾町县治所就在通海。可以说，在这一时期，“田勾町在通海”几乎就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命题。

通海的古代史上溯到两汉是否就到头了，当然还没有。在秀山脚下的田勾町王庙内，曾悬挂过一副对联：“祖启土，孙开疆，忠义一门，无愧河山正气；人鸣钟，出列鼎，王侯累代，居然边塞功臣。”这是清代康熙年间云南总督巴锡为王庙题写的，对联中的“祖”即滇王庄蹻，“孙”即田勾町王毋波。今天在王庙内，我们还能看到这位滇王的塑像。

庄蹻与通海到底有什么渊源呢？《雍正临安府志》的“大事考”一节是这样解读的：“楚顷襄王使将军庄蹻略巴蜀……会秦夺楚黔中，道塞，遂留王滇，立田勾町国。”庄蹻为何要立一个国中之国，要说清这个问题就得多了解一下古代的分封制。古代的王在王国中立小国，目的还是为了拱卫自己的王国，所以《史记》才会说庄蹻到了云南后“分侯支党”“同姓相扶”。

除了地方志，我们还能在国史中找到记录。《元史·地理志》“河西县”条目下记载：“县在杞麓湖之南，夷名其地曰休腊。昔庄蹻王其地。”这段记载就直接点明了庄蹻到云南之后，最先称王的地方，不在滇池，而是杞麓湖南岸。有些遗憾的是，玉溪本土学者在提到这段历史时，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：庄蹻到了云南之后，居住在杞麓湖南岸，并点明出处是一本叫《庄史》的书。不知《庄史》为何书，何人所作，为何他们就不能自信地说一声：《元史》上说了“庄蹻王于休腊”。

休腊古城遗址就位于今天的通海县河西镇螺吉上村，筑城用的石块在地埂上还能清晰可辨，追溯通海的建城史，不妨到螺吉村考察一下。

先秦，这是目前通海古代史有文献可征的“上限”了。但是那些“以国史治地方史”的专家绝对不会认同这样的提法，在他们眼里，先秦两汉时期的历史，只有《史记》和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才算是信史，即便《元史》是国史，也是不沾边的。

近年来，有地方学者开始对“以国史治地方史”的治学方法提出了批评，指出治地方史，地方史志资料不容等同于小说野史，视而不见，否则将陷入历史虚无的泥淖中。所以，如果我们多重视一下地方史志的价值，诸如“明代以前通海无城无门”“南诏共设两个都督”这样的观点就能止于笑谈间，排除在学术之外了。